我國古代學術的發(fā)展源遠流長，在諸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。這些成果的取得，顯然與我國古代學者的學風端正有著直接關系?；仡櫸覈糯苏龑W風的傳統(tǒng)與方法，對于解決當下的學風不端問題具有很強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

　　我國古代把學風端正視為學者的一種最基本的道德修養(yǎng)。早在先秦時代，孔子就對構成學術主體的士人提出了“行己有恥”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道德要求。宋代大文學家曾鞏在一封寫給歐陽修的信中說，沒有道德修養(yǎng)是不可以作文的，“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?！泵髂┣宄醯拇髮W者顧炎武站在嚴肅的學術立場上，把“行己有恥”提升為“圣人之道”，認為這是學者為人處世、治學立言的根本。與顧炎武同時代的另一位大思想家黃宗羲，晚年把自己一生的治學經(jīng)驗概括為七個字：“修德而后可講學。”清乾嘉時期的杰出理論家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特辟《史德》篇，講“著書者之心術”，強調(diào)史家著史必須在才、學、識之外注重史德的修養(yǎng)，具備“善惡褒貶，務求公正”的品德。從先秦到晚清，我國古代學者的主流大都是道德修養(yǎng)比較高尚的人。

　　反對抄襲剽竊、掠人之美成為我國古代學術共同體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。春秋時期，人們就對奪取別人的功勞或榮譽歸自己所有的行為不恥，《左傳》就指出：“己惡而掠美為昏”。漢代學者已明確批判學士巴結權貴、慕名而盲從、是非不分的不正學風，仲長統(tǒng)在《昌言》中指斥天下學士有“三俗”、“三可賤”、“三奸”，其中“三奸”講的就是學術上不懂裝懂、抄襲剽竊的行為。他說，天下學士有三奸焉：實不知詳不言，一也；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，二也；受無名者移知者，三也。清代是我國古代學術發(fā)展的一個高峰，著述提倡獨抒己見、反對蹈襲舊說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共識。開清代樸學之風的顧炎武就旗幟鮮明地指出：“凡作書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。”“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，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矣?！?/p>

　　在修德與倡導學術原創(chuàng)的精神指導下，各種以“俗學”為特征的不正之風受到學界有識之士的自覺抵制。根據(jù)張舜徽《清人文集別錄》的論述，俗學可歸為六類：一是空談心性，治學流于空言；二是學以圖利，科場取名；三是拘守舊說，不達時務；四是治學力爭門戶之見；五是浮夸不實，貌為高古；六是為文依循風氣，識見囿于禮教舊俗。有清一代，能以具有創(chuàng)新意識的博通之學力辟俗學者，清初有朱鶴齡、梅文鼎、焦循等；乾嘉時期有陳昌齊、王念孫、王引之、孔廣森等；嘉道以下則有何紹基、張文虎、陳澧、鄭珍等。這些學者在端正學風上留下的學術見識值得我們珍視。

　　在端正學風的具體方法上，我國古代學術的發(fā)展傳承了不少帶有規(guī)范意義的學術準則。比如懷疑精神，孔子倡導的“多聞闕疑”、孟子倡導的“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”早已家喻戶曉。唐代杰出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就將這種懷疑精神直指儒家經(jīng)典。清初學者方以智也打出治學的“尊疑”旗幟，受到梁啟超的高度贊揚。又如尊重前賢的成果，這突出體現(xiàn)在我國古代學術中古典文獻的注疏考釋上。一個為人稱道的實例就是唐朝的顏師古注班固《漢書》時，在《敘例》中明確提出“凡舊注是者，則無間然，具而存之，以示不隱”的原則，并依此收錄了23位前人的注釋，其中既有應劭、郭璞、崔浩這樣的著名學者，也有像李斐、項昭那樣不知道籍貫的人，甚至有像鄭氏、臣瓚那樣連姓名都不全的人，但他們的成果都得到了顏師古和后世學人的尊重。（張三夕 華中師范大學國學院副院長、教授）